1935年5月29日下午，四川泸定桥西桥头，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正盯着对岸的火光。桥板已被敌军拆去，只剩十三根铁索悬在大渡河上，桥头工事里不断喷出枪火。对红军来说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，而是一条必须抢出来的生路。
几天前，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，但渡船数量太少，无法让大部队迅速通过。敌军正在调集兵力，企图把中央红军堵在河谷之中。军委随即决定，另派部队沿北岸急行，夺取泸定桥。
任务落到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肩上。王开湘任团长，杨成武任政治委员。命令十分紧迫：部队要在极短时间内赶到泸定桥，行程超过二百里，还要冲破沿途阻击，赶在敌人增援前占领桥梁。
这场行军，几乎是拿人的体力硬顶出来的。
1928年参加革命、此后长期在红军中作战的王开湘，深知这支部队的底子。他没有把命令讲成空话，而是和杨成武一起动员干部、分配任务，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加快速度。战士们翻山越岭，冒雨赶路，饿了吃生米，渴了喝冷水，许多人连鞋都走破了。
5月29日，红四团抵达泸定桥西桥头。桥面木板被拆得所剩无几，东桥头的敌军又凭借工事封锁河面。王开湘和杨成武决定，从二营二连挑选突击队员，组成二十二人的夺桥队，由连长廖大珠、指导员王海云带队。
“桥对面就是任务，不能退。”
简短的一句话，随后便是冲锋。
突击队员手持短枪、手榴弹和马刀，踏上冰冷的铁索。敌人点燃桥头亭子，火焰顺着风扑来，有人的衣服和帽子被引燃，但队伍没有停下。火力掩护下，后续部队迅速跟进，红军最终夺取泸定桥，并攻入泸定城。
这场战斗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军处境。大渡河天险没有成为新的包围圈，红军主力获得了继续北上的通道。王开湘也因此成为长征史上被反复提及的团长。
然而，真正影响他身后名声的，并不是桥上的战斗，而是他后来究竟怎样离开人世。
王开湘在夺桥后继续随军北上。翻越夹金山一带时，他患上高烧，身体状况迅速恶化。此后，一种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说法逐渐流传：王开湘因担心拖累部队，趁病重之际举枪自尽。
这个故事很容易被记住。一个身负战功的团长，在高寒、疾病和长途行军面前，为了不影响大部队，选择结束生命。它符合许多人对革命年代牺牲精神的想象，也因此被写进回忆文章、文学作品和影视叙述之中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一说法并没有足够扎实的当事人证言支撑。埃德加·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写过红军指挥员因病无法继续长征而自尽的情节，但书中并未明确指认此人就是王开湘。随着传播不断转述，两段记忆被逐渐连在了一起。
早期一些材料对王开湘的结局记载不够清楚，也给传闻留下了空间。历史叙述一旦缺少准确档案，悲壮的讲法往往比平实的事实更容易流传。于是，“高烧后举枪自尽”慢慢取代了“因病牺牲”的真实记录。
转折出现在1986年。为了解飞夺泸定桥的具体情况，泸定方面工作人员王永模在北京拜访杨成武。杨成武是红四团政委，也是夺桥战斗的直接亲历者。谈到王开湘的结局时，他明确否定了“自尽”的说法。
杨成武回忆，王开湘确实在北上途中持续发烧，病情也十分严重，但他不是举枪结束生命，而是在行军途中因病情恶化牺牲。面对这个问题，杨成武说得很重：“王开湘不是自尽，是因病牺牲。”
这并非替人物删去悲剧色彩，而是把悲剧放回事实本身。王开湘当时年仅二十六岁，已经指挥部队完成飞夺泸定桥这样的艰险任务，随后又带病坚持北上。他的生命终点不需要额外添加一个“自尽”情节来证明英勇。
1988年7月，《解放军报》刊登有关王开湘情况的文章，依据亲历者回忆和相关材料，对这一问题作出澄清。此后，军史著作和有关纪念文章逐步采用“长征途中因病牺牲”的表述，王开湘的历史身份也由此得到更准确的还原。
铁索桥上的冲锋可以被清楚记录，病中的行军却常常只剩下几句简短文字。正因为如此，越是悲壮的细节，越不能只凭传播时间长短来判断。对王开湘而言，真实结局已经足够沉重，也足够说明那支队伍曾经付出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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